一、 库兹涅茨与《各国经济增长》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 -1985)因创立了所有国家在衡量经济活动时都采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而获得“国民收入之父”的美誉。确实，人类至今还活在库兹涅茨时代，如果没有库兹涅茨对GNP等的开拓式研究，“或许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经济运行的好坏和经济增长的快慢”[1]。然而，库兹涅茨的贡献远不止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研究，比如由于他“在经济增长领域和变革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位曾经走遍我国大江南北的俄裔经济学家光辉人生历程。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
库兹涅茨1901年出生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国土上，并在一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哈尔科夫市度过了愉快的幼年时代。在哈尔科夫市的公立学校毕业后，他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周期理论，这对日后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十月革命使大学关闭和内战爆发，库兹涅茨全家逃离俄国，经过土耳其，最后达到美国。聪明的库兹涅茨自学了一个暑假的英语，就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得到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亲自指导。在那里，他接受了经验主义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训练，激发了他对统计和经济周期等的兴趣，其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长篇论文集中地表达了制度学派和米切尔思想的精髓，其内容不仅包括经济核算，而且还涉及经济周期问题。
博士毕业后，经米切尔推荐，库兹涅茨来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任职。或许是为了远离制度学派，1927年他辞掉理事会的工作，来到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他一开始负责对1929-1932年间的美国国民收入进行首次估算，接着他开展了1919-1938年间的国民收入统计，并提供追溯至1869年的美国经济活动估算。从那时开始，他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世纪的历史资料，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分析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再现有关国家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准。三年后，他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开始了经济学和统计学执教生涯。不过，不管在哪里，他都与国家经济研究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兹涅茨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华盛顿战时生产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战后，他被派往中国担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详细考察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及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带来的影响。他于1948年底回到美国， 1949年被美国统计学会选举为会长。1950年，他又被派往印度，任印度国民收入机构总局的顾问。1953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54年，库兹涅茨卸任回国，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1971年退休。
收集海量的数据并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统计，是一件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库兹涅茨碰巧是一位伟大的数字魔术师，虽然他从不玩数字游戏，但是，那些看起来不大连贯的呆板数字，在他那里，变成了跳动着闪现现代经济增长规律的音符。在研究国民收入核算时，他毫不犹豫地排除了那些未在市场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小心翼翼地将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区分开来，使我们的GNP计算等至今还“活在库兹涅茨时代”；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他敏锐地洞察到经济存在着持续20年左右的增长与衰退的中间周期，从此就有了以他命名的“库兹涅茨周期”；在研究经济增长时，他无意检验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却开创了收入分配核算的先河，于是就出现了早期阶段收入不平等、后期阶段收入不平等趋于缓和的“库兹涅茨U形曲线”；尤其叫绝的是他信手沾来的关于储蓄率不随收入而变化的发现，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而且成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 “永久收入假说”和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说”的理论来源。不过，库兹涅茨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倾注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与一般玩弄数学的增长大师不同，他的研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研究，是在看似杂乱无章数据中撷取经济宝典的开拓性的研究。
《各国经济增长》是库兹涅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著作之一。他以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和总产值的统计资料为基础，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及其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变化趋向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方面问题，库兹涅茨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来的长期统计资料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是人口、人均产值和总产值的高增长率。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人口差不多增长3倍，人均产值增加5倍，总产值至少增加15倍，而后起之秀日本总产值增加50倍以上。对于形成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库兹涅茨认为，导致现代经济增长高速增长的原因既不是劳动投入的高速增长，也不是资本投入高速增长，而是起源于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计量投入，在人均产值的增长中，75%的增长率来源于生产率的增长，只有25%的增长率来源于生产要素的增长。毫无疑问，一个多世纪以来，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是生产率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而改进的主要因素大都可以归因于科技的进步。库兹涅茨的发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外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佐证。
对于第二个方面问题，库兹涅茨认真研究了13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统计资料，结果发现：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人均产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A部门（一般称为农业部门）的份额不论在生产总产值中还是在总劳动力产值中都在显著下降，从起初的40%下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一般称为工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则不断上升，从开始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S部门（一般称为服务部门）所占的份额则微微地并非始终如一地上升，尽管作为例外的美国、法国和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有较明显地上升。库兹涅茨还探讨了I部分和S部门的细分部门份额变化的形式，指出I部门份额的上升中，制造业占了约2/3的比重，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的份额持续上升，相对速度最高，是现代经济增长最有生气的一些细分部门。在S部门中，只有政府服务的份额在大多数国家中倾向于上升，别的细分部门份额长期里变化不大，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对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库兹涅茨解释说，一方面，人均产值提高后，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要求生产结构有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而技术变革，带来了费用低廉、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能够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而，导致一国的进出口结构、产出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
库兹涅茨在指出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的同时，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他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长串连锁反应，从科学的累积到技术创新、从生产率的增长到生产结构的变化、从生产结构的变化到经济结构的其它方面的变化，以及随着它们对需求的影响又返回到改变生活和工作条件。
库兹涅茨坚持继承了由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所开创的经济学经验主义传统，不仅开拓式地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进行了研究，而且还衡量了收入分配，并对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了探讨，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动因，研究了经济历经的增长周期，由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分析大师凯瑞思(Thomas Karies)将库兹涅茨列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第一个 “发明者”，而经济史学家普雷斯曼（Pressman S.）认为“库兹涅茨必须被看成是六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2]。对于库兹涅茨这位“唯一直接从资料发掘经济规律”的大师，我们也不要忘记他那退休后虽患老年萎缩症，却不断写出文章的“老兵不死，止于凋谢”的精神。
二、 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决定因素
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是指18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广泛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意识的变化，由科学发现、技术革新及其在经济生产和人类福利上的系统应用和迅速扩散，推动的人均产值和总产值的持续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是人口、人均产值和总产值的高增长率。
库兹涅茨对几乎全部在内的十四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来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研究（因数据不全未列入新西兰），结果表明：“人口平均产值增长率的变动范围，从澳大利亚、荷兰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按每十年10—12%到瑞典和日本的每十年29—32%。余下九国为一组，它们每十年的增长率是在14—23%之间”（第26页和第27页）。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人口差不多增长3倍，人均产值增加5倍，总产值至少增加15倍，而日本总产值增加50倍以上。现代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也表明：除日本外，发达国家都是在人均产值相当高的水平上开始现代经济增长的。按1965年价格计算，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产值都超过了200美元，其中欧洲发达国家变动范围从215美元到227美元，欧洲海外后裔国家则从474美元到760美元，已经略高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发达国家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产值方面国际差距迅速扩大。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国家与东亚和东南亚（不包括日本）国家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率大约为4:1，而到了1965年已扩大到19:1，而具有代表性的欧洲海外后裔“与亚非欠发达国家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65年就是30:1”（第33页）。当然，由于人口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异，也加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例如，在1834年到1943年期间，法国的人口是美国的2倍，经济总产值略高于美国，但是，到了1965年，法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经济总产值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至于是否存在可供借鉴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很有吸引力的问题，库兹涅茨很遗憾地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率随时间推移表现出的加速或减速的长期趋势在各国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模式，其发展经验也是各不相同。而且， 统计资料也“没有对罗斯托‘起飞’理论提供支持”（第49页）
对于“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特征的按人口平均产值的高增长率，究竟是起源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要素（劳动与资本）投入的高增长率，还是起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呢?”（第61页），库兹涅茨认为，导致现代经济增长高速增长的原因不是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而是起源于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即单位投入产出的高增长率，而不是要素投入的高增长率。虽然库兹涅茨的结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外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谋而合，但是考虑到新古典增长理论1956年由索洛率先提出，该著作发表于1971年，因此，不是库兹涅茨的发现启迪了诺贝尔奖得主索洛的智慧，而是库兹涅茨的研究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提供了实证的支持。
对于经济增长为何主要起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那里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库兹涅茨却依据统计数据和辅助性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他首先对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了考察。对于劳动的投入，发达国家历次的人口普查及其补充材料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的长时期内，总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男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是长期稳定的，而劳动力工作时数却减少了，尤其是工会存在的产业。“工时长期下降率、譬如说前一世纪的，可以合理地定为每十年下降3-4%，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可能高达4-5%”(第72页)。对于资本的投入，库兹涅茨认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可以从一系列可再生的和不能再生产的资本量（前者是减除累计折旧后的净额）中求得”（第72页）。通过对一世纪前发达国家开初时资本-产值比率（约为3-4）合理的假定，对资本形成率上限（约为15%）等的分析，库兹涅茨认为，物质资本投入的上升的幅度非常有限，资本报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从超过40%下降到20%，而且，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已低于产值的增长率。接着，库兹涅茨对生产要素和生产率的贡献进行了估算。他认为，“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可以分别按要素费用的净产值总额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所占的份额进行加权而结合起来”（第82页）。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多世纪中，“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大约从55%上升为75%，而资产收入则下降了，大约从45%下降为大约25%”（第83页）。假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3%，人口的年增长率为1%，从而人均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98%(注意计算的表达式为103%/101%-1)，如果将开初的资本-产值比率定为6，还可以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计算出，人均资本年增长率为1.52%。据此，库兹涅茨很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对按人口平均的人时数年下降率0.3%按2/3加权，按人口平均的资本年增长率1.52%按1/3加权，我们就得出，按人口平均的结合投入率为0.49%，即约为按人口产值的总增长率的1/4”(第84页)[3]。余下的3/4亦即年增长率的1.48%（准确值为101.98/100.49），就代表生产率的增长率。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就是，人口产值增长率的75%的贡献来源于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库兹涅茨对一些重要数据的估算可能带有不少偏差，权重的设定也带有随意性，但是，其结论“人口产值增长率的主要贡献来源于生产率的增长”却是不容怀疑的。
既然人口产值增长率的主要贡献来源于生产率的增长，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生产率的增长呢？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是生产率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而改进的主要因素大都可以归因于科技的进步。科学知识在有用发明形式上的组合和工艺技术方面的革新造成了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和高速发展，为生产率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 生产部门结构变动的趋势和速度
库兹涅茨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是与各产业部门在总产值中份额的变化相应联系的。生产结构变动的高速度是现代经济区别过去时代的重要特征。
库兹涅茨把生产结构区分为3个主要部门: A部门（一般称为农业部门）、I部门（一般称为工业部门）和S部门（一般称为服务部门），其中A部门包括农业、渔业、林业等细分部门，I部门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煤气和水、运输、仓储和通讯等细分部门，S部门包括商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住房收入，以及各种个人的、专业的、文娱的、教育和政府服务等细分部门。
库兹涅茨认真研究了13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统计资料，结果发现：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人均产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A部门的份额不论在生产总产值中还是在总劳动力产值中都在显著下降，从起初的40%下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所占的份额则不断上升，从开始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S部门所占的份额则微微地并非始终如一地上升，尽管作为例外的美国、法国和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有较明显地上升。
库兹涅茨还探讨了I部分和S部门的细分部门份额变化的型式，指出I部门份额的上升中，制造业占了约2/3的比重，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的份额持续上升，相对速度最高，是现代经济增长最有生气的一些成分。在S部门中，只有政府服务的份额在大多数国家中倾向于上升，别的细分部门份额长期里变化不大，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对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库兹涅茨解释说，一方面，人均产值提高后，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要求生产结构有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而技术变革，带来了费用低廉、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能够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而，导致一国的进出口结构、产出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
库兹涅茨还对生产结构变化的截面材料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关于在总产值中各部门份额长期变化的长期趋势的结论，在对17个国家1958年的人均产值与部门份额的截面材料的考察中得到证实：A部门份额与人均产值成反比例联系，在最低收入分组中占50%以上，而在最高组低到9%；I部门份额与人均产值成正比例联系，在最低收入组低于总产值的20%，而在最高收入组中超过50%； S部门的份额对人均产值的大幅度差别反应较小。其细分部门中只有银行、保险、房地产显示了明显的上升。
四、 劳动力部门份额变动的趋势和速度
为了把握生产资源的部门份额变动趋势，库兹涅茨在对生产部门结构变动趋势考察之后，集中考察了劳动力的部门份额变动趋势，而对于资本部门份额限于统计资料的缺乏等没有专门考察。
通过对24个国家主要部门劳动力长期变化的研究， 库兹涅茨发现：（1）目前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前，其A部门的开始份额是相当高的。法国、比利时、德国等都在50-65%之间，瑞典、芬兰和日本则更高些，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略微低一些。在最低基准点水平时A部门的份额高达80%，而且只有在基准点水平是150美元时，才会下降到65%；（2）所有国家劳动力的A部门份额都在下降，从开始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略有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直到最近几十年劳动力的A部门份额才大量下降；（3）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劳动力份额显著降低的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劳动力的I部门份额都上升了。劳动力的I部门份额的升高是持续的，大多数国家都从初始水平20-40%上升到超过40%。但是，劳动力的I部门份额上升的幅度并不如人均产值中I部门份额上升那么明显，它不够抵消A部门下降的大部分；（4）劳动力的S部门份额上升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一总产值中S部门没有持续上升形成明显的对照。如果说在产值结构中工业化主要指I部门份额的上升，那么劳动力结构中I部门尤其是S部门份额的上升可以理解为A部门分离的劳动力小部分转移到I部门,大部分转移到了S部门。
正像库兹涅茨所看到，劳动力的生产结构转移也像产值的生产结构转移一样，一个世纪以来的转移速度远比现代化以前发生转移的快得多。对于由于劳动力增长和就业机会差异造成的劳动力转移比率提高和国内流动性加快现象，库兹涅茨不无感叹地评论道：劳动力的生产结构快速转移是现代经济增长所特有和决定性的特征。
库兹涅茨注意到了劳动力和总产值的部门份额和变动的差异性，他考察了这种差异，并进行了分析：（1）A部门在劳动力的份额，通常高于其在产值中的份额，这种差异在人均产值低的国家比在人均产值高的国家大，即A部门的工人的人均产值低于I部门、S部门或I+S两部门工人的人均产值；（2）存在着结构的两重性或二元结构。A部门是一个很大但人均产值很低的部门，而I部门、S部门或I+S部门却是很小但人均产值高得多的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A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二元结构现象有些消除；（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A部门人均相对产值倾向于下降，而（I+S）/A的比值倾向于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S/I比例都有了下降。
五、 高增长率与经济结构高转换率的联系
库兹涅茨认为，基于知识和技术革新大规模应用的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与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在现代时期是历史地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指出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的同时，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他指出，现代经济增长型式是一长串连锁影响，“从有用知识和科学的累积到技术创新、到生产率的增长、到生产结构的变化、到经济结构的其它方面的变化，以及随着它们对需求的影响又返回到改变生活和工作条件”（第401页）。
库兹涅茨指出，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越高，消费者需求结构的改变就越大，人们将从人均产值较低水平上的“必需品”范围移向人均产值较高水平的“高档”商品的范围，而伴随“新产品”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变，又造成了新的需求压力，进而，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改变率。
对技术革新的重要性，库兹涅茨给予了反复的强调。他认为，一项技术革新就是把一项发明应用于满足一项巨大的潜在需求。技术革新总是首先在某个特定部门出现而后向别的部门扩展，而且影响中心在不断转移。同时，技术革新通过造成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变化，创造新的需求和某些潜在的需求，而变化的需求又反过来刺激技术革新，从而支持总体增长的高速度。
库兹涅茨对新知识的大量应用与生产结构的高速改变之间联系，以及与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之间的联系也给予了关注。例如，他认为，新知识的大量应用能带来更多的人均产值从而为新知识的投资提供额外的资源。
库兹涅茨最后还强调了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经济结构其它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生产结构变化出现的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也意味着向规模更大的工厂生产过程的转移，由此，又带来一连串的变化，既包括消费需求的重要变化诱致的组织形式变迁、贸易格局的变化、新型的厂商组织形式的出现等，也包括适应经济结构变化而带来的政治、法律、人口、意识形态等的结构变化。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作